5月份我国房价涨势继续减缓

吴敬琏：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

在这代人中还有一批人是政策经济学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在所有的部门都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或者说政策研究在经济部门中，他们扮演着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中的桥梁，这批人中也有很多代表人物。一个社会靠口号，甚至是把口号简化成几个字，这只是中国特别独特的国情。

中国相当多的农民，特别是在接近城市地区的农民，基本上被剥夺了，这是完全不用考虑的事实，到哪里辩论都是不对的。他们也有遗憾，基本上没有参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以钱颖一为代表，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改革他们没有参与，这是一批人。如果从这代经济学家中选出几个，如共产党里选三个，国民党里选三个，每个人都非常有故事性，孙冶方，他是一个让你能够感动的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是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当时经济现状的观察，他选择了一条非常奇怪的路，他认为，我们搞计划经济也要搞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骆耕漠，他会很激动地把他的思想谈出来，他对经济有他的一套看法，比如说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如外科医生是不敢给自己做手术的，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这是非常简单的常识。

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所以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要动动脑筋，如果我们把改革作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再说来说去，就落到改革陷阱里了。增速虽降低 新增量依然很大中国经济时报：应该如何认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刘世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

摘要：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从近期看，有两种容易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

——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

首先，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出现真的产能过剩。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一个探底或 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主导力量。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

——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

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到需求边界，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我们曾经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要更多一些。

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注意防止经济快落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转换期内，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如何防范？刘世锦：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的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 天花板。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

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于是开始考虑其后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展开，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推进类似改革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逐步向社会转移，向社会(包括企业和非盈利组织)购买服务成为大势所趋。

国外成熟经验表明，公共服务购买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就业促进，保障性住宅，城市规划、交通、环境和其他政策咨询等等。二是通过市场化取向推动公共服务改革。

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政府改革成为推动全方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把宏观间接引导变成微观直接干预，就会变成政府替代市场，造成对市场的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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